李伯重：水與中國歷史——第21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開幕式的基調(diào)報告

十八世紀中國文學名著《紅樓夢》中的主角賈寶玉有一句名言：“女兒是水做的骨肉”。如果不只從字面上來看的話，這句話頗具深意。水造就了所有民族的歷史，而中國的歷史則最清楚地證明了這一點。

一、序章：中國的龍崇拜

龍文化與中國歷史同樣久遠。在古代中國，龍是最受尊崇的對象之一。龍的形象在新石器時代陶器上就已出現(xiàn)。龍這個字，在商代甲骨文中也已有之，以后逐漸演化，成為今天習見的形式。在歐洲傳統(tǒng)文化中也有龍，但通常是與邪惡相聯(lián)系；而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龍，則代表著威嚴、力量與仁慈，在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因此，龍是帝王的象征，皇帝被稱為真龍?zhí)熳�，御座被稱為龍椅，御袍則被稱為龍袍。龍的圖像，在皇宮中隨處可見。

到了近代，龍又成為了中國的象征。中國第一面國旗是龍旗，中國自己最早鑄造的銀元是龍元。1949年以后，天安門成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象征，而龍的形象依然保留在天安門前的華表上。中國人民也一如既往，把自己稱為“龍的傳人”。

在中國的民間文化中，龍也無處不在。無論是通都大邑，還是窮鄉(xiāng)僻壤，凡有水之處，皆有龍王廟。在眾多民間傳說中，龍王都是主角。在夏歷新年和其他中國傳統(tǒng)節(jié)日，龍舞、龍燈都不可或缺；龍舟競渡使得端午節(jié)成為中國嘉年華。在中國的年節(jié)慶�；顒又校瑳]有龍的形象，人們就感覺不到充分的喜慶氣氛。

但是，中國的龍到底是什么呢？著名的中國歷史學家李埏教授（1914-2008）精辟地總結(jié)說：“由于人們和水的關系更加密切，以及對水這種自然力量的不理解，龍于是完全成了水的化身——水神。到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發(fā)展起來，水的作用更為重要，龍崇拜也就更發(fā)展”(李埏：《龍崇拜的起源》，刊于《學術(shù)研究》（昆明）1963年第9期，后收入李埏：《不自小齋文存》，云南人民出版社（昆明），2001年，第458-487頁。)簡言之，龍就是水神，掌握著在何時、何地降甘霖以及降多少的權(quán)力。因此，崇拜龍就是崇拜水神，或者說，就是崇拜水。

二、中國歷史上的三大奇跡

今天全世界的人都在談論“中國奇跡”，即中國在過去三十年中所取得的史無前例的高速經(jīng)濟成長。但是在歷史上，中國還有比今天的經(jīng)濟奇跡更加偉大的三大奇跡。正是這三大奇跡，使得中國在世界上與眾不同。

第一大奇跡是中國這個國家。在世界歷史上，曾經(jīng)出現(xiàn)過許多擁有廣大的疆域和眾多的人口的帝國，其中一些也曾延續(xù)了相當長的時期。但是，沒有哪一個帝國像中華帝國存在如此長久。中華帝國建立于公元前三世紀后期，一直延續(xù)到二十世紀初期。在這兩千多年中的大部分時期內(nèi)，中國（至少是中國內(nèi)地）基本上都在一個政權(quán)的治理之下。一般而言，在近代以前的世界上，罕有廣土眾民的國家能夠長期維持下去，這似乎是一條規(guī)律，而只有中國是例外(Mark Elvin: The Pattern of theChinese Past--A Social and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Stanford: StanfordUniversity Press, 1973, p.17. 史景遷（Jonathan Spence）用稱頌的語氣寫道：“大約公元1600年時，中國是世界上幅員最遼闊的統(tǒng)一政權(quán)。當時俄國才開始形成統(tǒng)一的國家，印度尚分別由蒙古人及印度人統(tǒng)治，墨西哥、秘魯?shù)裙盼拿鞯蹏鴦t毀于疫疾肆虐與西班牙征服者。此時中國人口已逾一億二千萬，遠超過歐洲各國人口之綜合。…歐洲各國、印度、日本、俄國以及奧斯曼曼帝國的統(tǒng)治者，此刻無不致力于建構(gòu)有系統(tǒng)的官僚組織，俾以有效統(tǒng)治領土和臣民。然而中國已經(jīng)具備龐大的官僚體系，能夠有效地統(tǒng)治這個巨大的帝國”——Jonathan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Norton, 1999, p.7。)中國這種獨一無二的長時期的大一統(tǒng)，成為世界歷史上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大問題。.

第二大奇跡是中國人民。早在公元一世紀，漢帝國的人口就已達到六千萬，比當時世界上另外一個人口最多的國家——羅馬帝國——的人口還多出10%(公元14年，羅馬帝國開國君主奧古斯都去世時，羅馬帝國人口約為5400萬，Angus Maddison: Contours of the World Economy 1-2030 AD, Essays inMacro-Economic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Press, 2007, p.35.)。從公元1300年以后，中國一直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到了十八世紀，全世界每三個人中就有一個是中國人(見James Lee & Feng Wang: Malthusian Mythology and Chinese Reality: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One Quarter of Humanity, 1700-2000,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6.)。中國幅員遼闊，生活在這個廣大疆域之內(nèi)的人們，在民族、宗教、地域等方面具有豐富多彩的多樣性。然而，絕大多數(shù)生活在這片土地上人，都把彼此視為擁有共同的語言、文化和文字的一家人，而中國也是所有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民的共同家園（在中文中，“國家”（country）是由“國”（state）和“家”（home）兩個字構(gòu)成的）。這一點，在世界歷史上也無有其儔。

第三大奇跡是中華文明。中華文明起源于五千年前，經(jīng)過長期的演變，到了公元前三世紀，已基本定型，后來繼續(xù)發(fā)展，成為世界上主要文明之一，為中國以及其他國家（特別是日本、朝鮮、越南）的人民共同分享。這一偉大的文明包括獨特的書寫系統(tǒng)漢字、獨特的關于人與世界的觀念、獨特的意識形態(tài)和獨特的政治制度等。在兩千年前，漢帝國和羅馬帝國巍然屹立在歐亞大陸兩端，是古典時代世界的兩大主要文明。到了公元四世紀，兩大帝國都崩潰了。但是在爾后的一兩千年中，中華文明依然繼續(xù)著，而羅馬文明則否。雖然羅馬文明的許多重要特征后來融入了演變中的西方社會，但是這個文明本身卻中斷了，并未在原有地方一直延續(xù)下去。因此，在此意義上可以說，中華文明是世界上持續(xù)時間最久的文明。

這三大奇跡使得中國的歷史與眾不同，引起了人們對此的高度興趣，并導致了“中國特殊論”（英文為China's exceptionalism，亦有譯作“中國例外論”的）的出現(xiàn)。然而問題是，中國的特殊性，又是建立在什么基礎之上呢？

三、中國的治水

水與上述中國三大奇跡之間有非常密切的聯(lián)系。這種聯(lián)系部分地回答了中國人為什么如此崇拜水，以及中國人為什么在治水工作上，付出了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人民更多的努力。

中國古代圣人孔子有云：“水可載舟，亦可覆舟”。這個生動的比喻道出了水的雙重性質(zhì)，即水對人類，既可有利，亦可有害。如何取水之利，避水之害？中國人對此問題的關切，貫穿著整個中國歷史。

以往學界對于中國歷史的一些看法，深刻地反映了治水在中國的重要性（中國歷史與治水活動之間的關系，最早為魏復古（Karl A. Wittfogel，1896-1988）所注意。他認為：大規(guī)模的防洪和灌溉工程，需要中央進行協(xié)調(diào)。這種需要促進了專業(yè)的官僚機器的興起，從而導致了一種“水利帝國”（ hydraulicempire，亦稱‘水利專制主義’ hydraulic despotism 或‘水壟斷帝國’ water monopoly empire）的出現(xiàn)。依照他的觀點，中國就是這種“水利帝國”的代表。他認為：在中國，盡管一個王朝可能被推翻，但是新王朝與舊王朝差別不大。魏氏關于治水在重要性的看法可能是正確的，但是整體而言，他的理論已經(jīng)破產(chǎn)，因為他把水利與“專制主義”這兩個概念，直接等同起來（參閱J. M. Blaut: The Colonizer’sModel of the World: geographical diffusionism and Eurocentric history, New York: The GuilfordPress, 1993, pp. 83-90）。事實上，在中國的帝制時期，特別是在明清時期，盡管中央政府在興建和維護大型水利工程（例如黃河大堤和大運河）方面負有重要責任，但是絕大多數(shù)水利工程都是由地方當局、民間團體和各種非政府組織發(fā)起和出資興建的。）中國傳說中的第一個王朝——夏朝，其創(chuàng)立者大禹就是一位水利專家，因其治理黃河的偉大成就，而得到人民的擁戴，從而繼承了大舜的帝位。大禹治水故事一直流傳了下來，表現(xiàn)出中國人對治水的重視。秦統(tǒng)一中國以后，治水更成為國家最重要的任務之一（由國家組織和協(xié)調(diào)的大型治水工作，在整個帝制時期都在進行。例如西漢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黃河決口，武帝“使汲仁、郭昌發(fā)卒數(shù)萬人塞瓠子決。于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沉白馬、玉璧于河，令群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窴決河”（《史記》卷二十九《河渠書第七》）。又如東漢永平十一年，明帝“遂發(fā)卒數(shù)十萬，遣景與王吳修渠筑堤，自滎陽東至千乘�？谇Ю�。景乃商度地勢，鑿山阜，破砥績，直截溝澗，防遏沖要，疏決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景雖簡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明年夏，渠成”（《后漢書》卷七十六《循吏列傳第六十六》）。隋煬帝開鑿大運河，征發(fā)民夫更是數(shù)以百萬計。明清兩代還專門設置了漕運總督的職位，以管理大運河。）

在過去兩千多年中，中國發(fā)展出了先進的水利工程技術(shù)，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防洪系統(tǒng)、最大的灌溉系統(tǒng)和最大的水運系統(tǒng)。

中國的萬里長城舉世皆知，這個旨在保衛(wèi)中國本部不受北方游牧人入侵的防御工事，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建筑工程。然而，中國還有幾道另外的“長城”，卻較少為世人所知。這幾道“長城”，就是用來防御洪水的長堤。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黃河水滋養(yǎng)了中華文明。但黃河也是一條桀驁不馴的河流，經(jīng)常給沿岸人民帶來巨大的災難（黃河發(fā)源于中國西部，在東流的過程中，沿途接收了大量的泥沙。當黃河流入華北平原后，流速減緩，攜帶泥沙的能力隨之下降。泥沙逐漸堆滿河床，黃河也成為河床高于周圍地面的“懸河”。一旦河堤決口，河水就要泛濫，并且導致黃河改道。在過去三千年中，黃河決口超過1500次，改道則達26次，每次決口和改道都造成大量生命和財產(chǎn)的損失。）為了抵御河水泛濫，中國人在黃河兩岸修建了高聳的大堤，經(jīng)過歷代的修筑，這道大堤長達1500公里（今天的黃河大堤，大部分重建于十五至十九世紀，包括605公里長的南岸大堤和719公里長的北岸大堤，此外還有長達174公里的其他防洪大堤。因此黃河大堤的總長達到1498公里，堤高則比周圍地面高3-5米），為僅次于長城的偉大建筑工程。在中華民族的另外一母親河——長江——的中游，中國人在過去一千五百年中建成了長達180公里的荊江大堤，使得周圍18000平方公里的富饒平原免遭水患。在華東海岸，氣勢恢宏的捍海大塘形成了一條600公里的防洪大堤（這些海塘系用石料與泥土筑成，平均高度4.5米，底部寬12米，頂部寬3-6米），保衛(wèi)著中國最富庶的長江三角洲不受洶涌海濤的侵襲。

今天世界上現(xiàn)存最早的人工灌溉工程系統(tǒng)，是位于中國川西成都平原的都江堰。都江堰建于公元前256年，今天依然在使用，灌溉著超過5300平方公里的沃野。在中國的帝制時代，有更多的灌溉工程建成。由于這些灌溉工程，到十五世紀初，中國有30%的耕地是人工灌溉的耕地。在隨后的五個世紀中，盡管中國耕地總數(shù)增加了三倍，但是人工灌溉耕地在總耕地中的比例仍在不斷提高（Angus Maddison: Chinese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Secondedition, revised and updated: 960-2030 AD）. DevelopmentCentre of the Ogr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Paris）, 2007, p.15.）。與歐洲、印度以及世界上其他地區(qū)相比，中國的人工灌溉耕地在耕地總數(shù)中的比重異乎尋常地高（在1850年，印度的人工灌溉耕地僅占耕地總數(shù)的I 3.5% 左右。歐洲的數(shù)字無法獲得，但可能更加接近印度的情況而非中國的情況。參閱 Maddison: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p.15.）。

中國有眾多的河流，從河流長度和流域面積大小來看，長江、黃河和珠江是最大的三條。這三大河流的流向都是自西向東。為了用水路把南北聯(lián)系起來，中國人開鑿了一條南北向的“人工密西西比河”——大運河，把長江、黃河兩大河流和北方另外三條主要河流連接了起來。大運河今日長1794公里，而在十三世紀之前更長達2500公里，是人類最偉大的工程成就之一（大運河的長度，分別為蘇伊士運河和巴拿馬運河長度的16倍和33倍），至今為止依然是世界歷史上最大的人工水運系統(tǒng)。中國另外一條較少為人所知的南北向運河，即建于公元前230年左右的靈渠，是世界上現(xiàn)存的最早的運河。靈渠位于風景如畫的桂林附近，把長江和珠江的兩條重要支流——湘江和漓江——連接了起來，從而使得長江和珠江兩大水系彼此相連。在大運河和靈渠的沿岸，建有無數(shù)的閘門、水壩、蓄水池、碼頭、泊船處、維修設施、橋梁、貨棧、旅館、治安機構(gòu)等，成為復雜而完整的水運系統(tǒng)。這兩條運河的開鑿，把中國的三大河流和贛江、湘江、漢水、淮河、海河等重要河流連為一體。除此之外，中國的海路運輸網(wǎng)也覆蓋了全部海岸。這樣，在十九世紀之前，中國已建成了一個以3-T形水路網(wǎng)為基礎的巨大的水運系統(tǒng)（這三個T字形水路網(wǎng)有一條共同的橫向軸線—長江，而有三條不同的縱向兩翼：第一條是漢水—湘江，第二條是京杭大運河—贛江，第三條是北洋航線和南洋航線。此外，湘江水系通過靈渠與珠江水系相連，而贛江水系則越過大虞嶺一小段陸路后也與珠江水系相連），全國大部分地區(qū)都被納入其中。

簡言之，正如李約瑟在其名著《中國的科學與文明》中所言：中國人在治水和用水方面，在世界各國中非常突出（Joseph Needham, etc: Science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4, Physics and Physical Technology, part III,Civil Engineering and Nautic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971, p.212。李約瑟此語，系引用清初來華傳教士李明（Louis Lecomte）的觀察和現(xiàn)代多位學者的意見。）

四、治水與“中國奇跡”

中國在治水方面所進行的努力，超過世界上其他所有國家。這種努力獲得了豐厚的回報，構(gòu)成了上述中國三大奇跡的基礎。

黃河大堤的興建，使得中華文明得以逃脫世界上許多古代文明后來都消亡了的噩運。不僅如此，在年降水量不足300毫米、橫跨內(nèi)蒙古沙漠的中國內(nèi)陸干旱貧瘠地區(qū)，中國人用黃河水創(chuàng)造出一個生機盎然的綠色地帶。中國興建的水利工程使得更多的富源得以開發(fā)（都江堰水利工程使得成都平原成為“天府之國”，而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洞庭湖地區(qū)、江漢平原上的灌溉系統(tǒng)，也使得這些地區(qū)成為著名的魚米之鄉(xiāng)或者可以使“天下足”的糧倉），對中華文明的持續(xù)、發(fā)展和繁榮厥功甚偉。

在今天，中國的耕地僅占世界耕地的8.6%，但是卻養(yǎng)活了世界人口的20%——中國耕地在世界耕地中的比重，過去一般認為僅為7%，但據(jù)較新的估計為8.6%（參閱封志明、劉寶勤、楊艷昭：《中國耕地資源數(shù)量變化的趨勢分析與數(shù)據(jù)重建：1949～2003》，刊于《自然資源學報》2005年第1期）。2008年世界人口總數(shù)為67億，而中國人口為13億（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2009 World Population Data Sheet，http://www. prb.org/pdf08/ 08WPDS_ Eng. Pdf）。在歷史上，中國人口在世界人口中的比重更大，而耕地增加的速度則比世界其他地區(qū)慢得多——例如，中國人口在世界人口中的份額，1700年時為29%，1820年為37% （Maddison: Chinese Economic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p.24）。在1700 1980年間，世界耕地總數(shù)增加了466%（D. Tilman, K. G. Cassman, P A.Matson, R. Naylor and S. Polasky: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 and intensiveproduction practices,” in Nature 418（6898）, August 2002: pp.671-677），而在中國，耕地在1770-1957年間只增加了177% （Dwight Perkins: AgriculturalDevelopment in）。1957年數(shù)字是中國耕地統(tǒng)計面積的峰值（封志明、劉寶勤、楊艷昭：《中國耕地資源數(shù)量變化的趨勢分析與數(shù)據(jù)重建：1949～2003》）。多虧中國耕地具有比世界其他地區(qū)的耕地更高的生產(chǎn)力，才養(yǎng)活了中國的人口。不僅如此，在過去兩千年中的大部分時間內(nèi)，中國人民享有比世界上大部分地區(qū)更高的生活水準——麥迪森（Angus Madison）認為早在公元十世紀，在人均收入方面，中國經(jīng)濟已領先世界，這種地位一直保持到十五世紀（Maddison: Chinese Economic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p.15）。十五世紀之后，一直到十九世紀，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人仍然生活得不錯。謝和耐（Jacque Gernet）指出：一般而言，在雍正朝和乾隆朝前半期，中國人過得比路易十五時代的法國人更好（Jacque Gernet: A History ofChinese Civi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420‑21）。何炳棣也認為：十八世紀中國的農(nóng)民，比同時代法國的農(nóng)民或者十九世紀前期普魯士的農(nóng)民以及德川時代日本的農(nóng)民，都生活得更好（Ping-ti Ho: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194）。貝洛赫（Paul Bairoch）則估計，1800年中國人均國民生產(chǎn)總值（GNP）約為228美元，而十八世紀英國、法國不同年份的人均國民生產(chǎn)總值，大約在150-200美元之間（以上均為1960美元）。相比之下，中國人民生活得更好一些（轉(zhuǎn)引自Fernand Braudel: ThePerspective of the World, Civilization &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Vol. 3,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534）。因此十八世紀后期亞當•斯密在《國富論》說：“很久以來，中國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之一，它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良、人民最勤奮、人口最稠密”（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TheElectronic Classics Series, PSU-Hazleton, Hazleton, PA 18202, 2005, p.64）。這當然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而這一成就很大程度上是歸功于中國高效的灌溉系統(tǒng)，因為有了這個系統(tǒng)，中國耕地才有這樣高的生產(chǎn)力——與世界上其他許多地區(qū)相比，中國自然環(huán)境并不很好。中國北方和西北部長期以來受到沙漠化的威脅，自然環(huán)境尤其不佳。依照現(xiàn)在的統(tǒng)計，大約占中國耕地總數(shù)三分之一的3.31億公頃耕地，正在退化，而其中2.62億公頃已經(jīng)退化，因此中國實際退化耕地和潛在退化耕地之比，在世界上所有國家中是最高的（The World Bank: China: Air, Land, and Water: EnvironmentalPriorities for a New Millennium, published by 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2001, p. 18）。如果沒有人工灌溉，中國很大一部分耕地將變成沙漠。

上述以3-T形水路網(wǎng)為基礎的水運系統(tǒng)，把中國大部分人口和經(jīng)濟連貫了起來，成為中國的生命線。中國疆域遼闊，從熱帶直到寒溫帶，跨越了三十個緯度，各地生態(tài)環(huán)境和自然資源具有高度多元性——麥克尼爾（John McNeil）把中國兩大河流以及大運河做了一個國際比喻：黃河，就像阿斯旺水壩以上的尼羅河一樣，攜帶著灌溉用水和有養(yǎng)分的泥沙，穿過貧瘠的大地，流向大海，水流有明顯的季節(jié)性。黃河可通航的河段大約600-800公里，與從尼羅河第一瀑布到海的距離相似。長江，流過中國中部，而自唐代中期以來，這一地區(qū)就已成為中國的谷倉。長江為這個地區(qū)提供了豐沛的灌溉用水以及廉價的水運，就像恒河之于印度一樣。長江可通航的河段從入�？谥钡街貞c，長達2700公里。但是由于有三峽之險，主要航運仍然在武漢以下，離海大約1100公里，大致相當于大型船舶可以通航的恒河河段（從入�？诘桨⒗�哈巴德）。大運河則可視為一條人工開挖的密西西比河（John McNeil: “China’s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World Perspective”, in Mark Elvin and Liu Ts'ui-junged. Sediments of Time: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n Chinese Histor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31-52）。對于麥氏的這一比喻，我覺得還可加上兩點：就像西非的剛果河一樣，珠江流過一個自然資源（特別是木材、金屬、水果）豐富的熱帶地區(qū)，這個地區(qū)還具有水稻和甘蔗生產(chǎn)的巨大潛力。這些富源和潛力，在明代以前尚未很好開發(fā)。此外，1390公里長的遼河，也與俄國的伏爾加河相似，流經(jīng)一個充滿森林和草原的半寒帶地區(qū)，直到清代之前，這一地區(qū)的資源基本上尚未開發(fā)。有了上述這樣一個舉世無雙的水運系統(tǒng)，中國各地的資源也就被納入了一個統(tǒng)一的網(wǎng)絡。各地的產(chǎn)品如牲畜、木材、糧食、魚、鹽、纖維（絲苧棉麻）、金屬、建筑材料等，都可以相對低廉的運費運送到其他地方。這樣，這個水運系統(tǒng)在中國創(chuàng)造出了一個統(tǒng)一的政治實體和緊密聯(lián)系的社會經(jīng)濟。也正因如此，與其他在領土和富源方面可以與中國相匹敵的國家相比，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統(tǒng)一程度都更高（John McNeil: “China’s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World Perspective”， in MarkElvin and Liu Ts'ui-jung ed. Sediments of Time: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nChinese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簡言之，如果沒有中國人成功的治水，上述三大“中國奇跡”是不可能出現(xiàn)的�？梢哉f，水與中國歷史的這種緊密聯(lián)系，是支持“中國特殊論”的主要因素之一。在此意義上來說，水確實是認識中國歷史的一個關鍵。

五、結(jié)語：過去的延續(xù)和今天的挑戰(zhàn)

在過去的三十年中，中國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是，盡管如此，中國的過去依然映照著中國的現(xiàn)在�？梢哉f，中國的現(xiàn)在正在和它的過去對話。

正如在過去一樣，近代中國人繼續(xù)致力于興建更大、更多的灌溉系統(tǒng)。1952年，中國有52%的耕地是人工灌溉的耕地，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國人工灌溉的耕地只占其耕地的大約10%（Maddison: Chinese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p.15。）到了今天，借助于現(xiàn)代技術(shù)和大規(guī)模投資，中國以前所未有的規(guī)模和速度，在國內(nèi)主要河流上大建水利工程。最近完工的三峽大壩，是迄今為止世界上最大的水壩。但三峽大壩只是中國雄心勃勃的南水北調(diào)工程的一個部分。南水北調(diào)工程的設計目標，是把4.48億立方米的長江水調(diào)到缺水的北方。這個龐大的工程，包括開挖一些世界上最大的運河，由南向北，把中國的東部、中部和西部連接起來——這項工程包括三條把長江水引到北方的線路。第一條為東線，長1466公里，主要是利用大運河，少有新開挖的運河。中線和西線則大部分是新開挖的運河。中線長1432公里，從湖北丹江口一直延伸到天津。西線則需在世界上條件最艱難的青藏高原上開挖數(shù)百公里的運河。此項工程完成后，中國的主要地區(qū)都將在水文上更加密切地連為一體。

但是這些只是今天中國的水的故事的一個方面。中國在興建巨大的水利工程時，面臨著水的數(shù)量和質(zhì)量兩方面的大問題。更加嚴重的是，這些問題在未來幾十年中還將不斷惡化。

在今天，與中國迅速的經(jīng)濟成長相伴的是對水的需求的持續(xù)增加。中國人均淡水的數(shù)量只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隨著需求量的增加，水的匱缺、污染、地下水位降低、大水大旱頻繁發(fā)生等問題也不斷加劇，并已日益接近危險的臨界點，而在中國的一些地區(qū)，這種臨界點已經(jīng)來臨——這些問題在中國北部特別嚴重。中國北部包括東北、西北、山東半島、海河流域、黃河流域、淮河流域，這一地區(qū)水資源量只占全國水資源總量的14.4 %, 人口卻占全國的43. 2 % , 耕地占全國的58. 3%。根據(jù)調(diào)查, 中國北方缺水地區(qū)總面積已達約58×104km2, 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河南和山東等地。干旱少雨的年份, 常使河道干涸斷流。見王瑗、盛連喜、李科、孫弘顏：《中國水資源現(xiàn)狀分析與可持續(xù)發(fā)展對策研究》，刊于《水資源與水工程學報》（北京）第19卷第3期，2008年，以及 The World Bank: China: Air, Land, and Water: EnvironmentalPriorities for a New Millennium, p.47。不僅如此，沒有跡象表明中國受威脅最嚴重的淡水湖的水質(zhì)有所改善，相反倒有指標說明中國地下水的污染問題還在惡化（The World Bank: China: Air,Land, and Water: Environmental Priorities for a New Millennium, p.47）。中國為過去三十年的高速發(fā)展付出了水資源破壞的高昂代價。現(xiàn)在中國必須在水資源保護和繼續(xù)進行的工業(yè)化、城鎮(zhèn)化和提高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力之間需求平衡，大力改善水資源，使得經(jīng)濟發(fā)展能夠與水資源相符。

中國古代賢君唐太宗（公元599-649年）有一句名言：“以古為鏡，可以知興衰”。英國哲人培根（Francis Bacon，公元1561-1626年）也說：“讀史使人明智”。探究中國歷史與水的關系，將為我們提供一個了解水對于長期的社會發(fā)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的良機。我們應當懷著敬畏之心來對待水。由于生活在我們這個星球上的所有人的身體都主要由水構(gòu)成，因此關心水也就是關心我們自己�？鬃�“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教誨，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在這一點上，世界各國都一樣，中國也沒有什么特殊性可言。

（編者按：此文為李伯重教授于2010年8月22日在荷蘭阿姆斯特丹“第21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上的開幕式基調(diào)報告，原文用英文寫成，并由大會組織委員會翻譯為法文，一起刊布在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網(wǎng)頁上。該報告的英、法文以及此次大會的詳細情況，參見會議網(wǎng)頁http://www.ichs2010.org/home.asp。中譯本刊載于《思想戰(zhàn)線》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