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已經進入全線通水倒計時。今年汛期過后，北京人即可喝到長江水。
這是一項創(chuàng)下諸多紀錄的“超級工程”：世界距離最長的調水工程，世界水利史上規(guī)模最大的移民搬遷……沿線省市百余縣市的經濟發(fā)展、居民生活、風土人情，隨之發(fā)生潛移默化的改變。
記者從水源地一路向北，走進中線沿線10座城市，聚焦因水而改變的城，因水而改變的人。
南水北調中線的“水龍頭”終于擰開。
7月3日10時58分，河南淅川縣陶岔渠首樞紐的閘門緩緩提起，丹江口水庫的水首次注入中線總干渠。
國務院南水北調工程建設委員會辦公室稱，這次充水試驗為今年汛后南水北調中線全線通水做好準備。
7月7日，根據(jù)南水北調官網倒計時，116天后，丹江水將一路向北，最終流向北京的千家萬戶。
從1952年提出“南水北調”，到近在眼前的全線通水。丹江水進京之路，走了62年。
論證 三問題爭執(zhí)不下
專家稱，初期只見論證不見決策，感到決策層“舉棋不定”
6月末，國務院南水北調辦宣布工程建設進入最后沖刺階段。
最后沖刺離南水北調設想提出，足足60余年。
1952年，毛澤東視察黃河時，第一次提出了設想：“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點水來也是可以的”。
50年后，國務院通過《南水北調工程總體規(guī)劃》。
在親歷者記憶里，工程決策過程一波三折，爭論不斷。
中科院院士、水文專家劉昌明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接觸南水北調工程，后來成為專家委員會委員。
劉昌明接受記者采訪時說，自己曾參加水利部、中科院甚至聯(lián)合國關于“南水北調”的研究項目，但只見論證，不見決策。他感到，決策層“舉棋不定”。
國務院南水北調辦首任主任張基堯回憶稱，1997年有一次在京西賓館開會，那時候國務院成立了南水北調規(guī)劃審查委員會，時任副總理鄒家華是主任，他主持會議，會上因幾種意見爭執(zhí)不下，最后不了了之。
北京師范大學水科學研究院院長許新宜，曾任南水北調規(guī)劃設計管理局局長，參與了《南水北調工程總體規(guī)劃》的起草全過程。
許新宜告訴記者，當時主要爭論的問題有三個：一是北方到底缺不缺水？如果缺，缺多少？二是水源地能調出多少？三是生態(tài)與環(huán)境問題。
“大家在具體問題上存在不同的看法，這很正常。”在他看來，南水北調工程就像是國家置辦的“家底”，可大幅度提高受水區(qū)的供水安全保障，當北方受水地區(qū)再發(fā)生嚴重缺水時，國家有能力、有手段緩解，不至于造成經濟社會不穩(wěn)定或生態(tài)環(huán)境嚴重破壞。
開工 最難的是移民
資金不足導致工程推遲；中線一期先修“尾巴”
1998年長江遭遇特大洪水，緊接著2000年、2001年北方嚴重干旱，加速了南水北調工程的總體規(guī)劃。
許新宜至今記得2002年向朱镕基匯報規(guī)劃時的場景：在國務院會議室，時任水利部部長汪恕誠做匯報，自己負責同步播放多媒體資料。
“那個會議室其實很涼快，但我很緊張，出了一身汗。”許新宜說。
根據(jù)當時規(guī)劃，中線總干渠起點為丹江口水庫，終點為北京團城湖，全長1276公里，預計耗資920億元。
2002年12月，中線工程正式開工。
“最難的不是施工，而是移民。”南水北調專家委員會委員劉昌明如此評價。
丹江口庫區(qū)移民，其規(guī)模和速度在世界水利史上前所未有：庫區(qū)移民34.5萬人，兩年完成，平均每天搬遷500人，最多一年動遷18萬人。
“中線開工后不久，發(fā)現(xiàn)成本遠遠高于當初的規(guī)劃。”一位參與南水北調工程論證的專家告訴記者。
按照規(guī)劃，南水北調東中線一期工程耗資1240億元。
張基堯撰文回憶：“隨著工作的深入，2005年，東中線一期工程可行性研究報告編制完成，資金總量比總體規(guī)劃翻了一番，高達2546億元。”
還沒開始資金就要翻番，一下子引起軒然大波。
張基堯曾解釋，當時，根據(jù)國家的水利移民規(guī)定，征地補償標準是前三年畝產平均收入的7至8倍。后來，由于經濟社會發(fā)生了很大變化，如此低的補償標準農民難以承受，最后按照16倍的標準給予補償，翻了一倍。
再比如，做可行性研究報告時，人工費是每人每天36元，后來漲到150元。
資金“斷奶”導致南水北調工程推遲。2008年底，國務院決定，中線一期推遲至2014年汛后通水。
2008年爆發(fā)的金融危機，“幫”了南水北調一把。新華社當時報道，為抵御國際經濟環(huán)境對我國的不利影響，中央加大了對水利建設的投資力度。
從2009年開始工程建設真正駛入快車道，當年安排投資213億，是工程開工建設以來投資規(guī)模最大的一年。
“正常修渠道，都是從源頭修起。中線一期是倒著修的，先把尾巴修好。”許新宜說，當時國家的考慮是2008年北京舉辦奧運會，到時候如果出現(xiàn)特大干旱怎么辦？
水質 保護水源是挑戰(zhàn)
針對上游可能發(fā)生的突發(fā)性污染事件，北京設了三道防線
2003年，國務院批準提前建設南水北調中線一期京石段（石家莊到北京）工程，可利用河北省崗南、黃壁莊等四座水庫向北京市應急供水。
6年前，跋涉300多公里的河北水注入北京管線時，部分小區(qū)水龍頭流出的水泛黃。
北京市水務局相關負責人回憶，當時河北水初進京時的“混搭”比例為1比1，由于河北水的硫酸根離子指標偏高，就對管道造成“沖擊”，造成“水黃”現(xiàn)象。
2011年，丹江口水庫旁一座400平米的二層小樓，被打造成迷你水廠，模擬北京制水工藝，管線全部來自北京。
根據(jù)模擬水廠提供的數(shù)據(jù)，長江水進京初期將與北京本地水源以1：4的配水比例進行供水，先讓管網適應“新水”。
多名水利專家稱，與東線的治污相比，中線工程面臨的挑戰(zhàn)，是如何保護好水源不受污染，確保一渠清水輸入豫冀津京。
為證明水質之優(yōu)，2012年全國兩會，來自丹江口的人大代表辛喜玉將一瓶丹江口水庫清水帶進人民大會堂，送給了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
近日有報道稱，丹江口水庫總氮超標、部分入庫水難達標、治污工程緩慢，給中線水質埋下隱患。
對此，北京市南水北調辦副主任何鳳慈接受媒體采訪時說：“丹江口水庫水質總體優(yōu)良，局部庫灣氮、磷等指標偏高，但經過1000多公里長途跋涉，會得到自然降解。”
何鳳慈介紹，針對上游可能發(fā)生的突發(fā)性污染事件，北京在水質統(tǒng)一監(jiān)測的基礎上設立了三道防線，最重要的第一道防線設立在北拒馬河渠首處，當河北來水水質出現(xiàn)污染時，將關閉南水北調總干渠入京口門。
水價 進京后不會瘋漲
北京輸水成本雖然最高，但官方多次表態(tài)水價不會“瘋漲”
江水抵京一天天臨近，北京市內喝上第一口“南來之水”的將會是西南四環(huán)附近的居民。有關“水價”的種種猜測，也開始在坊間流傳。
南水北調中線像項鏈一樣將沿線城市串起，處于最末端的北京，無疑將成為輸水成本最高的城市。
對于“水價”，官方也在不同場合表態(tài)。
北京市南水北調辦主任孫國升不止一次表示水價不會“瘋漲”，預計口門成本價不會超過每噸3元。北京居民用水調價前為4元，其中自來水費為1.7元，其他部分為企業(yè)經營性收費以及行政事業(yè)性收費。
目前，國家發(fā)改委正在制定南水北調中線各個口門的水價（居民水價包括自來水價格、水資源費和污水處理費等項目,口門水價就相當于自來水的部分）及相關政策，尚未最終確定。
許新宜認為，“南來之水”水價之所以尚未確定，有三個棘手的因素：一是目前整個工程還沒有最終完工，應以何種投資量計算成本推導價格，都是問號；二是建設過程中的移民費用、工人的工資費用等，沒有形成實物資產，后期沒有辦法折舊；三是可變因素較多，需要根據(jù)城市居民和工業(yè)企業(yè)可承受水價制定定價機制。
不管水價如何計算，越來越多的北京居民都將“嘗鮮”：2020年以前，北京市除延慶外都能用上長江水。
【大事記】
1952年
毛主席視察黃河，第一次提出了南水北調的宏偉設想：“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點水來也是可以的”。
1978年
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正式提出：興建把長江水引到黃河以北的南水北調工程。
1996年
成立南水北調工程審查委員會，委員共86人，另聘專家40余人參加專題審查工作。
2002年
國務院正式批復《南水北調工程總體規(guī)劃》。東線工程開工。
2003年
國務院決定成立國務院南水北調工程建設委員會，批準國務院南水北調工程建設委員會辦公室主要職責、內設機構和人員編制。中線工程開工。
2005年
南水北調中線水源地——丹江口水利樞紐加高工程、穿黃工程開工建設。
2008年
南水北調中線京石段應急供水工程建成通水，河北省崗南、黃壁莊兩水庫的水，經南水北調中線京石段工程抵達北京。
丹江口庫區(qū)移民試點工作全面啟動。
2011年
南水北調中線干線黃河南段連線建設全面開工，標志著整個中線干線主體工程全部開工。
2012年
移民搬遷任務全部完成。南水北調中線水質保護中心正式成立。
2013年
中線干線主體工程完工、工程全線貫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