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給水排水2021年中國污水處理廠提標改造(污水處理提質增效)高級研討會 (第五屆)邀請函暨征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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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污泥處理得失四十年 | 當年緩行兵,如今急行軍 應該來點真格的了

放大字體  縮小字體 發(fā)布日期:2016-06-03  來源:千篇一綠  瀏覽次數:54
核心提示:從1970年代的冷點,到國家“十二五”期間的升溫,到目前的熱點,中國污泥處理處置走過了四十余年。其背后,是一群不!叭氯隆保寚抑獣晕勰鄧乐匦缘目删磳W者。
中國給水排水2021年中國排水管網大會(水環(huán)境綜合治理)邀請函(污水千人大會同期會議)

中國給水排水2021年中國污水處理廠提標改造(污水處理提質增效)高級研討會
        從1970年代的冷點,到國家“十二五”期間的升溫,到目前的熱點,中國污泥處理處置走過了四十余年。其背后,是一群不停“嚷嚷”,讓國家知曉污泥嚴重性的可敬學者。

7個月時間,1.9萬噸污泥被傾倒在北京門頭溝區(qū),造成44畝林地嚴重污染。2016年4月,北京市第一中院終審裁定,相關人員行為構成污染環(huán)境罪。

這不是污泥處理行業(yè)第一次出事,污水處理廠的污泥未安全處理,已成老生常談的問題。

當輿論批評此起彼伏時,行業(yè)內的專家們感慨的是,行業(yè)處理和政府監(jiān)管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我已經很長時間不談污泥了,實在沒什么可談的。”中國人民大學環(huán)境學院副院長王洪臣一度拒絕接受采訪,他厭倦了長年累月呼吁同一件事,卻沒什么進展。“為什么我六七年前談的問題,現(xiàn)在都還存在?光我們業(yè)內幾個人在嚷嚷,外圍總沒突破。”

從1970年代我國探索建設污水處理廠至今,已有四十余年。污泥問題從無到有,從僅有少數業(yè)內人士關注到逐步進入公眾視野。包括王洪臣在內的一群污泥專家,就這樣一面高聲“嚷嚷”,一面搖頭嘆氣,走過了一個五年,又一個五年。

“水十條”污泥目標難達?

六七年前,離任北京城市排水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北排”)總工程師的王洪臣“嚷嚷”要解決污泥處理處置問題,結果讓他很失望。

2012年,“十二五”全國城鎮(zhèn)污水處理及再生利用設施建設規(guī)劃提出,到2015年,直轄市、省會城市和計劃單列市的污泥無害化處理處置率達到80%,其他設市城市達到70%。

名詞解釋

污泥是污水處理后的產物,含水率高,富含各類有毒有害物質,需進行穩(wěn)定化、減量化、無害化、資源化的處理處置。至2010年底,全國污泥產生量達到3000萬噸(含水率80%)。住建部曾表示,截至2014年底,中國近50%的城市污泥未做到無害化處理。

而現(xiàn)實是,這一目標沒完成。“昨天大家還在討論,當時把目標說高了。”2016年5月19日,中科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環(huán)境修復中心主任陳同斌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正參與撰寫污泥處理處置“十三五”規(guī)劃。

這是污泥業(yè)內一件預料之中的壞消息。目標提出一年后,中國環(huán)境報就刊文稱,我國80%的污泥沒得到有效處置,由于成本過高,“十二五”污泥處置目標很難完成。類似的新聞,幾乎每年來一次。直到2015年末,住建部有關負責人在一次污泥行業(yè)會議上公開承認完成率非常低。

陳同斌希望把“十三五”目標定低一點,但2015年出臺的“水十條”已經給了說法:地級及以上城市污泥無害化處理處置率應于2020年底前達到90%以上。

多位污泥行業(yè)專家表示擔心,這一目標會在四年后再次落空。畢竟,污泥問題已是歷史遺留的“老大難”。

“中央批示了好多次。”中國城鎮(zhèn)供水排水協(xié)會排水專業(yè)委員會主任、北排原總經理楊向平說。

最近一次批示是2015年1月。針對媒體報道北排“白天治污水、夜里排污泥”,一位國務院領導要求環(huán)保部、住建部組成工作組,會同北京、河北調查核實。“堅決制止跨區(qū)域偷排有毒污泥行為,以‘零容忍’依法處理責任者。”

批示傳達了,責任者處理了,污泥問題依舊。

行業(yè)內常為污水處理廠喊冤:一出事就找廠長,但污泥是在處理城市污水過程中產生的,責任主體應是各地政府。“廠長要背責任,卻沒有處理污泥的能力。就好像讓步兵團去打炮,我去沒問題,但司令部得給我炮。”

據楊向平估算,解決污泥處理處置設施不足的問題需500億元資金,其中應由國家拿出250億。“相對于污水處理動輒千億,250億很小很小。”

“不給錢也行,總得給點政策支持吧。”北京市市政工程設計研究總院原副總工程師杭世珺感嘆,污泥行業(yè)年年開七八次會,看起來熱鬧,呼吁的內容卻大同小異:“為什么總開會?就是政策支持力度還不夠。解決污泥問題,還得政府想辦法。”

“讓中央領導知道”

楊向平和杭世珺都退休了。相識四十年,污泥是兩人見面時繞不過去的話題。

1970年代,如今北京市最大的污水處理廠——高碑店污水處理廠尚在小試科研階段,楊向平是管理方,杭世珺是設計方。那時的高碑店還是農村,農民將污水和污泥視作寶貝,污水拉走做農灌,污泥搶去做農肥。

整個1980年代,污泥都很受歡迎。“農民要拉這點污泥還得走后門,錢給否不知道,至少得給點煙抽。”楊向平回憶。

不過,到了1990年代后期,污水處理廠的污泥越產越多。污泥去處已成問題,只能拉去遠郊。一輛車載10噸泥,從高碑店一天要開走四五十輛運泥車,而且漸漸只敢晚上開車。含水率80%的污泥就像稠粥,運送時會沿途傾灑,還散發(fā)臭味。“從一開始搶著要,到后來老百姓都不讓你從那里經過,污泥就是這樣成為問題的。”

廠里覺得困難,政府卻還沒注意到。“八九十年代我就一直嚷嚷,這污泥要處理,要建污泥處理廠,政府一直不拿錢。”

21世紀初,在大城市顯現(xiàn)的污泥圍城現(xiàn)象開始向中小城市蔓延。2003年,三峽庫區(qū)建設以后,17座污水處理廠在建設過程中沒有妥善規(guī)劃污泥的處理處置,引起當地不滿。

杭世珺當時正在三峽做污水處理。國家計委(國家發(fā)改委前身)定下的原則是,所有污水處理廠的污泥進填埋場,填埋場的滲濾液進污水處理廠。“一考察就發(fā)現(xiàn)問題,污泥在填埋場擱不住,機器一碾過去像口香糖似的,把機器都弄癱瘓了。”

回到北京,杭世珺決定將污泥的事情揭一揭,“讓中央領導知道”。她發(fā)起一期民間沙龍,邀請王凱軍、王洪臣和剛從英國歸來的陳吉寧等專家共商污泥問題。討論結果形成《清華水業(yè)技術綠皮書》,向社會公開發(fā)布并呈至發(fā)改委和住建部。

綠皮書痛陳污泥處理處置問題首先源于管理體制上的混亂,責任主體不明確,污水處理廠作為事業(yè)單位,是為政府義務服務的附屬實施機構,無法獨立承擔責任;污泥處理運行費無著落,使得責任被旁置;政府對污泥監(jiān)管嚴重缺位,缺少系統(tǒng)規(guī)劃,相關標準也缺乏科學性。“當時措辭必須尖銳,行業(yè)里都不尖銳,引不起政府和社會的重視。”

時任北京市環(huán)境保護科學研究院總工程師的王凱軍事后回憶,國務院領導三次批示三峽庫區(qū)污泥問題。“對環(huán)境保護的問題,總理級別進行批示,這是不太多見的。”據知情人士介紹,三峽庫區(qū)的污泥,到今天仍在處理,沒有找到很好的解決辦法。

藏在暗處的污泥問題終于被擺上臺面。可批示過后,杭世珺的感受是:“我們都急得冒煙了,政府還按兵不動。”

“緩兵之計”的政府苦衷

政府有政府的苦衷。

“那時候錢真緊張,管了污水,就顧不上污泥。”2016年5月20日,住建部城建司巡視員張悅坐在辦公室里,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治理污泥的歷程。

還有幾個月,張悅就要退休了。他從1980年代初介入污水污泥領域,天津在唐山大地震后加快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開始建設中國第一座大型生活污水處理廠,當時張悅在中國市政工程華北設計研究院工作。“坦率地說,那個年代所有裝備都自己設計制造,包括污泥厭氧消化的全套設備,但是運行情況不是很理想。”

2000年,建設部、國家環(huán)境保護總局、科技部印發(fā)《城市污水處理及污染防治技術政策》,張悅參與制定。他將16年前的政策中與污泥相關的章節(jié)投影在辦公室墻面上,一字一句地講起當時的考量。

政策規(guī)定,日處理能力在10萬噸以上的污水處理廠產生的污泥,宜采取厭氧消化工藝進行處理;10萬噸以下的,可進行堆肥處理和綜合利用。

“宜處理、可處理,都是很弱的提法,基本沒做強制性要求。”當時主管部門考慮的是,有限的資金究竟先用來干什么。

答案是先治理污水。“污水的污染是流動性的,會對飲用水源產生很負面的影響。”

而要處理污泥,總投資要增加30%。“當時的考慮,有這個錢的話更多要推動污水處理廠和管網的建設,先把污水問題解決了。此前的污泥消化設施運行并不好,當時覺得,如果一定強制大家做污泥消化,有可能達不到投資效果,還會分散建污水處理管網的精力。”

政策還規(guī)定,經過處理后的污泥,達到穩(wěn)定化和無害化要求的,可農田利用;不能農田利用的污泥,應按有關標準和要求進行衛(wèi)生填埋處置。

“我們也料到,結果就是大家普遍采用最后一句話——填埋處置。因為這樣最省事,至少把污染固定住了。只是躲得過初一,躲不過十五。”

填埋并非最合適的污泥處置方式,不僅占用土地,還極易造成二次污染。住建部開始組織專家制定相關標準,探索污泥處理處置的技術路線。

2009年前后,住建部出臺了一系列泥用標準,涉及園林綠化、單獨焚燒、土地改良、農業(yè)、制磚等。陳同斌參與了每一個標準的制定。他評價這些標準對污泥處理處置起到了規(guī)范作用,但也有一些內容不能落地。

引起行業(yè)內更大爭議的是2011年住建部和發(fā)改委出臺的《城鎮(zhèn)污水處理廠污泥處理處置技術指南(試行)》。幾乎所有技術都被列入其中,除了提出安全環(huán)保、循環(huán)利用、因地制宜等基本原則,“指南”并未向地方指明什么是最佳的污泥處理處置方案。

“指南指得好啊,東西南北全給你指一遍。”這已成為污泥業(yè)內一句經典玩笑。

“指南指南,要有南!這是我三十年苦苦搞的事情。”張悅坦承,他當時對該采取何種技術路線也感到困惑,國外成熟的技術不一定適合中國,不能直接拿來就用。“所以我們的指南只能是四平八穩(wěn),把壓力往下傳導,讓地方政府去‘因地制宜’自己想辦法。”。

多年前環(huán)保部就曾與住建部商議,要求加大對污泥問題的處罰力度,張悅提出還是要給點時間,加快研究適合中國特點的污泥處理處置技術路線。

施加壓力不難,張悅擔心的是,如果不指明一條出路就給地方加壓,病急亂投醫(yī),說不定產生新的問題,對環(huán)境危害更大。“就像擠牙膏,前面的口子沒擰開你還使勁擠,只能從屁股后面鉆出來。”

給污泥找出路

污泥處理處置的困難是此一時,彼一時。

近幾年關注度的提高,污泥處理處置已進入政府視野,在一些經濟發(fā)達地區(qū),資金不再是最棘手問題。技術路線之爭也趨于塵埃落定,消化、堆肥、干化、焚燒這四大國際主流的技術路線在國內都逐步得以應用。

現(xiàn)在,專家們頭疼的是,有什么方法能消納每天源源不斷產生的大量污泥。“國外的鏈條是暢通的,中國的污泥鏈條總走不通,缺政策。”杭世珺說,“光一個兩毛五的電價補貼,還是我們費勁爭取來的。”

理論上,污泥可以協(xié)同發(fā)電,但由于熱值過低,電廠并不歡迎污泥。2005年前后,國家為鼓勵廢棄物資源化利用,提出對廢棄物焚燒發(fā)電提供電價補貼。杭世珺等人通過住建部層層上報,將污泥加入名單中。

“污泥上電廠,這才有了依據。”國家這一政策是鼓勵資源化利用,但杭世珺當時的首要目標是給污泥找著出路。“不然污泥就憋在污水處理廠了,沒人替污泥著急。”

和填埋一樣,污泥焚燒也有自己的問題:成本過高,污染物可能轉移到大氣中。

從資源循環(huán)利用的角度出發(fā),近年來,業(yè)內逐步達成共識,鼓勵污泥回歸土地?蛇@條路也走得異常吃力。

回歸土地的方式是將無害化處理后的污泥產物制成栽培基質或肥料,進行農用、綠化或林用,為土壤提供氮磷鉀和有機質。此時,污泥進入了農業(yè)部和林業(yè)部的管轄范疇,而部門利益沖突成為這條路上的絆腳石。

農業(yè)部沒有明文規(guī)定污泥不能進入土地,但只要是污泥生產大規(guī)模流通的商品農用肥料,都不登記受理。一位農業(yè)部肥料登記評審專家委員會成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委員會內部兩派對污泥制肥的爭論比較大。“委員會一直在討論這個問題,有時候差點就要放開口子。”

有一次,楊向平和農業(yè)部領導一起座談,希望取得政策支持。農業(yè)部領導說,我們沒有明文反對污泥農用,問題是農業(yè)部不掌握哪股泥合格,哪股泥不合格。“污泥監(jiān)管職責不在我,出了食品安全問題責任又在我,那我干嘛允許你用?”

“還是部門保護。大部分城市污泥的重金屬含量比畜禽糞便還低,為什么不讓登記?畜禽糞便可以登記肥料,因為畜禽養(yǎng)殖業(yè)也歸農業(yè)部管。”肥料行業(yè)一位資深專家義憤填膺。

“污泥直接農用的路沒可能通的,現(xiàn)在我國這么關注土壤重金屬污染。”華南農業(yè)大學資源與環(huán)境學院教授吳啟堂神情落寞,他已經放棄打通這條路的努力,轉做間接農用或林用的研究。

2016年5月31日,國務院發(fā)布《土壤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又稱“土十條”),亦鼓勵將處理達標后的污泥用于園林綠化。在控制農業(yè)污染部分,提及嚴禁將污泥直接用作肥料。陳同斌參與了“土十條”的制定,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這一規(guī)定并未對污泥土地利用提出新要求,也沒有設置新門檻,污泥在處理后能否農用仍處于模糊狀態(tài)。

一些城市的綠化造林,已經開始使用經無害化處理的污泥肥料,湖北襄陽等地還利用污泥產出的“生物碳土”,在沙荒地和封場的垃圾填埋場上營造出一片片“移動森林”。張悅的辦公桌上就擺著一袋污泥制成的園林用肥。他相信,污泥林用的路能走通,并特別稱贊利用污泥產品和容器苗結合的種樹方式,還興致頗高地編了一段順口溜:“污泥關在籠子里,再不利用沒道理。污泥不下地,部門無爭議。種糧靠耕地,育樹靠污泥。”

問題出在公共管理

自信找著出路后,中央開始向地方施加壓力。2016年2月,環(huán)保部和住建部聯(lián)合發(fā)文,要求將污泥處理處置納入城鎮(zhèn)污水處理減排統(tǒng)一監(jiān)管,對各種不規(guī)范處理處置污泥的行為,將扣減該部分污泥對應的城鎮(zhèn)污水處理化學需氧量和氨氮消減量。

不處理好污泥,就扣減排放總量。張悅解釋,這個政策的目的是和城市政府算賬,將污泥處理納入政績考核。地方政府有壓力,才會擔起主體責任。

“十二五目標沒完成,我們有責任的。十三五一定要解決污泥問題!”張悅表示。

楊向平分析,污泥問題難解決,一個原因是涉及面廣。“處理設施建在哪都不受歡迎,即便建了,運送污泥沿途也會產生騷擾。你把污泥處理了,只要資源化變成產品,還得回歸社會,和各個部門打交道,每個部門都有利益格局。”另一個原因是污泥問題比較隱性,難引起強烈關注。

因此,污泥問題“到國家層面排一排,總排不到重要工作上”。

“十一五”時,楊向平說污泥是個冷點,要爭取把它炒溫。到“十二五”,相關標準、技術指南陸續(xù)出臺,他感覺污泥到了溫點,呼吁要給地方政府加壓。“現(xiàn)在壓力也有了,你看污泥多熱。要開鍋可能還得等到十四五,政府再給點政策支持。”

并非所有業(yè)內專家都這么樂觀。王洪臣擔心,政府還沒有真正為污泥找著出路。“填埋沒地了,焚燒難以通過環(huán)評,農業(yè)利用大家擔心有毒有害物質,只有土壤改良和園林綠化,大家意見還較為統(tǒng)一。但是,需要改良的土地遠離污泥,園林綠化也消納不了多少。美國全國污泥只有1%進行土壤改良、3%用于園林綠化及林業(yè)利用,都不是主要出路。”

一位污泥行業(yè)專家認為,光靠產生污泥的部門出政策無濟于事,解決污泥問題,必須高層協(xié)調所有利益相關方,通過妥協(xié)找到最大公約數。“污泥到底是不是個事?不是就干脆別理它。要是個事,怎么會幾個部委長達八九年意見不一致呢?”

在他看來,污泥問題能否解決,和五年規(guī)劃沒什么關系。“說一千道一萬,污泥問題出在公共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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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污泥處理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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